前一天的下午，他特意带着记者们跟“我的长征”的队员一起徒步20公里，这是自队伍出发以来，他走的最远的一次，左脚背开始隐隐作痛。

　　崔永元不喜欢他策划组织的这个“我的长征”被叫做“真人秀 ”节目，不是因为不喜欢“秀”这个字，而是因为他研究过很多“真人秀”节目，认为它们“都有摆布的嫌疑，但‘我的长征’没有摆布”。

　　虽然真实经过镜头的折射，难免会发生变形，但是崔永元表示，尽量将变形降到最低，他想用这20几个“样本”，展现当代中国人真实的精神状态。他还沿路搜集着与长征相关的书籍、资料，想还原一段翔实的长征史。

　　对自己这个行动究竟能取得怎样的效果，崔永元并没有多少信心，但“能影响多少人就影响多少人”，“一个个去影响”。

　　假如韩国人或日本人和我们一起走

　　“病人”崔永元说他肯定不会报名参加重走长征路之类的活动，因为知道自己肯定撑不下来。但是他却组织了“我的长征”，并成为形象代言人。

　　自从代言长征之后，崔永元逢人就夸“我的长征”功效好。

　　一治失眠。在北京时，他一次吃大约70粒安定的药量，仍难以入睡。现在，他不用药也能睡到天亮。虽然一路上也不断有发愁事，但是“愁着愁着就睡着了，每天至少熟睡6小时”。

　　二治小心眼。“人如果看得远一点就不那么生气，北京那个地方看得不远，前后都是楼，容易生气。眼光不一样心胸就不一样。”崔永元说。

　　连一开始时，他看不惯的队员们的某些习性，在经过三个月的行军之后，也都差不多治好了。

　　记者：刚出发时，你对这支队伍、这次行动有多少概念？

　　崔永元：出发前没什么概念，就想着两万五千里，爬雪山过草地，就出去了。后来想过失败，想过可能三四个月队伍就没人了。那时候媒体问我，我就说那就明年再走，总有一年能走下来的。现在看来，当时太悲观了。到目前为止，只有两个人因伤退出，剩下的24个人都完整地存在着。过草地时还例外“扩红”了，把一直跟着我们的胖洪扩进来了。他现在是我们的替补队员，我们所有替补队员都转正了。

　　记者：愿意报名这个活动的人，应该都是个性特别强的人，现在把他们当作军人一样管理，要求他们服从纪律、服从集体，是否特别困难？

　　崔永元：这有个过程。在北京集训的时候，他们都特别服从命令，所以没太想这个事儿。实际上那时服从，是怕我们不要他，所以说什么都行，是个假象。

　　后来到井冈山拉练。有一天训练完了，排长训话，说：同志们，今天我们完成了一个任务。我问为什么用“任务”这个词。他说，他们是战士。那时起我就决心，要按培养一支队伍的标准来执行。我们现在已经很像一支队伍。吃饭排队，行军也有队形，有队长，要服从管理，到了目的地，队长有总结，宣布第二天的行军方向和路程。

　　记者：你说把这20几个队员当作“中国人的样本”，是想展现出中国人当下真实的精神状态，还是要激发出他们的潜在品质？

　　崔永元：我觉得要展现出中国人的精神状态。实际上，我是病人，最早我的想法挺灰暗的。我以前真的对社会特别绝望，慷慨激昂恨不得天天骂人，我看到丑恶现象就控制不住。刚看到这团队时我也觉得悲观，这个样本就证明这个国家没希望。我老说这句话来刺激他们：“你们想没想过，如果是韩国人走在这队伍里会怎么样，如果是日本人走在这队伍里会怎么样。 ”

　　记者：你的答案是怎样？

　　崔永元：前两个月，如果我们组织韩国人或日本人与中国人一起走，绝对是中国人的队伍最差。现在就难说了，现在我觉得我们挺棒的。

　　一开始没有想到能这样。我有两个极端的想法。如果你说，我每天要洗热水澡，你可以走了；说我身上不能脏或是不能晒黑，你也可以走了。就这么简单。

　　如果他们知道长征是怎么回事，还死赖在路上，你说中国还有救没救？当然我希望这个队伍走下来有一个好的结果。所以在两个月的时候特别着急。

　　这些人很优秀，社科院的研究员、大学生、受过大学培养的商人、复员军人、现役的警察。都是很棒的人。怎么还是这样子？真是着急。

　　后来等到临近三个月时，我回北京专门找了心理专家咨询，后来他们也来了，跟着队伍走。走完跟我深谈一次。说这个时候，队员们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都到了极限了，只要过了这个时期就会好些。

　　记者：队员们现在状态如何？

　　崔永元：身体状态一点问题都没有，现在行军速度每小时5-6公里，差不多是修路的轧路车的速度，非常快。每天行军30-40公里，以前要走到八九点，现在下午四五点就到了，都不耽误他们吃晚饭。

　　本来打算雪山草地完了之后增加难度，但他们爬完雪山状态特别好，所以决定从草地就开始增加难度。给他们每人50 元钱，要行军一个星期，一天差不多7元钱。他们都很坚强，问他们都说没问题，其实吃野菜、抓鱼熬鱼汤的事都发生了，大家都饿到了。下次这50元钱的标准再不会出现了，肯定要比这低。

　　后面难度将越来越大，即将四渡赤水，第一渡要让他们武装泅渡，第二渡要让他们搭浮桥，用船和木板绳子搭浮桥，另外两渡还没想好。

　　记者：走到现在，你的想法跟当初有什么变化没有？

　　崔永元：通过对团队树立信心，我现在对社会也重新树立起信心。因为我看到每个人都在改变，而且是主动改变。大家现在都有团队精神，知道宁肯牺牲了我也要将你护送过雪山。看到团队有希望，就觉得民族有希望——但这个民族如果都坐在沙发上还是没有希望。

　　记者：现在长征还没有结束，队员们的状态还有可能波动。而且队员回到城市，可能又会变成原来的状态。你的信心是否能继续坚定？

　　崔永元：我现在不能说经过这三个月，我对我们民族的信心就不会改变了。我只能说我信心大增，有了初步的改变。我之所以信心大增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我们这里不能看到电视、报纸，不能上网，相对单纯，可能好些。在草原上看到那些孩子眼睛那么大，目光那么清澈，心情特别好，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目光了。

　　大家很可能回去之后就会变回原来的样子。我们只能祈祷，万里长征能让队员意志如钢铁般坚强，出淤泥而不染，更希望他们像一粒粒种子，能影响更多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