蒋介石在判明红军西行的战略意图后，很害怕两支红军会合在湖南重建根据地，将湘鄂川黔的苏区连为一体，形成更大的红色区域。因此，在红军还未完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，就任命老牌反共健将何键为“追剿”军总司令，统领湘、粤、桂军和中央军，共26个整师、30余万兵力，组成 5路大军，前堵后追，左阻右截，迫使红军进入湘江以东的全州、灌阳和兴安3县交界的东西不足60公里、南北不到100公里的三角地区。为了实现这一“围歼”计划，沿湘江、潇水两岸建起大小碉堡550多座，筑构第四道封锁线，妄图以其优势兵力和精良装备，再加上潇湘“天堑”，将红军逼进他们制造的“瓮”中，以便一举“捉鳖”。蒋介石亲往南昌行营督战。

红军西征一个月，突破前三道封锁线，尽管没有打大仗、硬仗，但长途行军、气候渐冷、水土不适等，也使红军减员2.2万余人。红军过第四道封锁线的实际兵力，为6.4万人左右。

湘江之战于11月25日打响。惨烈的湘江之战，主要在3个战场展开。

首先是11月28日开始的灌阳新圩阻击战。是日凌晨，中革军委命令三军团五师阻击桂军向新圩进攻，要“不惜一切代价，全力坚持3天至4天”，掩护中央两个纵队过江。战斗打响后，红军坚守阵地，与敌军反复争夺山头，进行白刃战，击退敌数十次进攻。该师浴血奋战3昼夜，师、团、营、连干部几乎全部非伤即亡。全师3000多人，损失2000多人。

二是11月29日打响的兴安光华铺阻击战。承担阻击任务的是三师十团，迎击桂军四个团的猛烈进攻。为此，彭德怀将指挥部设在湘江边的一座祠堂里，指挥这场关系重大、异常严酷的阻击战，3天3夜没合过眼。经过一夜艰苦战斗，终于守住了第二道阻击线。

三是11月29日开始的全州觉山铺阻击战。这是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血战。觉山铺是敌军抢占湘江主要渡口的咽喉要冲。从全州急于南下封锁湘江的湘军3个师，向一军团二师阵地发动攻势。数十门大炮和数架飞机狂轰滥炸，将红军阵地前的松树林炸得只剩下根根树桩。次日凌晨，一师急速赶来投入战斗。聂荣臻回忆写道：部队非常疲劳，赶到的战士站在那里就睡着了。但军情紧急，不得不立即动员，进入阵地。这一天的阻击战进入高潮。敌人一次次的冲锋，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大，阵地上硝烟弥漫。战至下午，敌人从3面进攻。经过顽强拼杀，我军守住了主要阵地。

12月1日，对于中央红军生死攸关。三分之二的部队还未过江，而敌军已疯狂逼近，抢夺渡口。凌晨1时半，中革军委下达紧急作战命令。2小时后，以中共中央等名义又联署保证执行军委命令的政治指令。在我军历史上，为了打一仗，像这样既下军事命令，又下政治指令，极为罕见。仅此，可见当时的危急程度。这一天，战斗空前激烈。国民党军发起全线进攻。面对如狼似虎的敌人，红军将士与之展开肉搏厮杀。前面的战士倒下了，后面的指挥员顶上去，用血肉之躯筑起屏障，为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过江争取更多时间。后面的部队不顾饥饿疲劳，争分夺秒，急奔湘江渡口。浮桥炸断了，会水的战士泅渡，不会水的战士拉着接长的背包绳过江。敌机疯狂向江中扫射，敌弹在抢渡的部队中炸开。倒下的红军不计其数，殷红的鲜血将碧绿的湘江变成“赤水河”，烈士的尸体和遗物浮满江面，顺流而淌。此战之酷，惨不忍睹。

湘江之战，从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作战命令，到12月3日中央红军后卫部队惨败，共经历9天血战。红军广大指战员表现了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，前赴后继，神勇杀敌，在党史、军史、战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而又惨烈的一页。

湘江之战，红军折损3万多人。这里的湘江宽不过百米，红军为什么遭受这么大的损失？原因很多，主要有3点：

第一，是坚持错误路线的领导，顽固坚持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合的转移方向的结果。最初，选择沿六军团突围的路线是可行的。但在战略转移途中，不顾军事形势的变化，继续坚持去湘西与二、六军团会合，就错了。六军团过湘江后，湘江地区已加强戒备，大筑碉堡。蒋介石在了解到红军西进的路线和意图后，又调动30万兵力，5路围堵，张网锁江，严加防守。这样，中央红军在过了第三道封锁线后继续沿六军团路线西进，就非碰壁不可。

第二，是坚持错误路线的领导，拒绝接受正确建议导致的结果。蒋介石实行5路围堵，虽然使红军处于困难境地，但也不是没有摆脱困境的出路。国民党军内部矛盾重重，各有打算。何键虽为“追剿军”总司令，但对蒋的嫡系指挥不灵；粤、桂两军首领，为自身利益计，更多的是将兵力放在边境防堵。

湘南非国民党军防守重点，部署兵力较少，而共产党的影响较大，群众基础较好，便于红军机动作战。毛泽东建议，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尚未靠拢之际，红军杀回马枪，寻歼国民党军一部，扭转战局。彭德怀也建议：以三军团迅速掉头北进，插指湘中，威胁长沙，迫使蒋军改变部署。但毛、彭建议都被博古、李德拒绝，继续一味西走，抢渡湘江。这不能不导致惨烈败局。

第三，是坚持错误路线的领导，实行大搬家甬道式行军的恶果。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将战略转移当作大搬家,所有的“家当”———从军工机器到卫生便盆都带着。为了保住“家当”，把队伍固定成一个抬轿子的形式。五个军团围着居中的中央两个纵队前进。彭老总气愤地说：这不是抬着“棺材”走路吗？哪像个打仗的样子！中央二纵有1万多人，抬着印刷厂、兵工厂、造币厂的机器，走不动。夜间行军，大多走山路、小路，不许打火把，一夜走不到二三十里。结果，拖得首尾远离，前面已宿营，后面的还没起床，辛苦了一夜刚刚歇下，追堵的敌人赶到，战斗部队不得不迎战。这样，各军团被“抬轿子”的队形死死地束缚住，战斗部队伤亡很大。红军有过两次抢渡湘江的机遇，都因为行军太慢耽误了。11月28日晨至29日晚，已抢占湘江两岸30公里所有渡口的前后卫军打了两天两夜，竟无一支部队过江。30日夜12点，中央纵队虽过了江，但还有8个师未过。远的在60多公里外，近的也有20多公里。这时，敌军已加紧东西夹击，封锁湘江，红军最后的一次机会稍纵即逝，不得不付出惨重代价。

湘江战役这么惨烈，还有其他一些原因。但坚持错误路线领导的错误决策，是决定性因素。“祸兮福所倚”，经过湘江之战，历史的辩证法发生了作用，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改变错误领导的情绪愈益高涨。它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提供了契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