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国古代史中,有“才女”名号的女子不算少。

但如果要说哪位女性能算文学大家,恐怕非李清照莫属。

作为宋朝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女词人,李清照是唯一一位作品获得经典地位,且能够跟杜甫、李白、白居易、苏轼等同列于文学史的女性文人。

然而,这个“唯一”不是好当的。在以男性知识分子为绝对主导的传统社会,李清照作为罕见的女性文人,其形象、作品也遭到种种遮蔽。以至于李清照在后世读者中的印象,与她本人实际的情况,有不少偏差。

斯坦福大学汉学讲座教授、著名汉学家艾朗诺(Ronald Egan),对宋代诗学、宋代士大夫文化与宋代艺术史有精深研究,他对李清照的文学世界和人生历程,有浓厚的研究兴趣。

经过一番对李清照作品文本的逐字逐句的剖析探究,于古今浩繁的相关资料中进行艰难的爬梳抉择,并结合政治历史文化进行对照分析论证,他就明确提出,李清照在世人中的形象,其实是经过“修剪”、被一定程度上“修饰”、“改造”之后的真实存在被遮蔽的状态。

李清照的作品,在当时男性主导的文士圈子,其性别也遭到放大对待,导致她的作品也是处于被诠释得较为单一面向的状态:只强调她软弱,表达对丈夫的爱情,符合传统女性品德的凄凄惨惨戚戚的一方面。而忽略她有见识、有志向的铿锵玫瑰的一面。

甚至,一些后世文人为了强化她的传统形象,在明代结集的李清照的作品中,甚至混杂了后起的拟伪之作。

按最严格的标准,目前存世的李清照诗词中,仅22首确定无疑,可自明代以来,李清照全集不断扩充,最新版已超百首,许多是“新发现的”。有多少伪作已被我们视为李清照的代表作?又有多少伪作将流传千古?从这些伪作中,我们读懂的究竟是谁?

易安词受人喜爱,但对李清照真实形象却多有“修饰”

不管男性还是女性,有才华总是好事,但在李清照生活的年代,两性之间非常不平等。

女性如果很有才华,反而会招致很多麻烦。

这也是艾朗诺将自己这部研究专著的中文书名取名“才女之累”的原因(“累(léi)”,是取“累赘”之意)李清照的作品是在她生前就获得了不错反响,喜爱她词作的男性文人对她的评价往往很有趣——喜爱,却往往又过于强调她的性别因素。

他们在评定她词作的才华时,总是不免要强调一下:可惜是个女子啊!李清照在经历了再嫁、离异的风波之后,名节方面的问题便成了她的又一层累赘。于是,评论者又会忍不住再强调这一点:可惜她名节有欠缺啊!

比如宋代王灼的笔记就很典型,既赞许她“才力华赡,逼近前辈,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”“若本朝妇人,当推词采第一”,又评价她“晚节流荡无归”。

李清照的才华无法脱离性别和所谓的名节被加以评判。艾朗诺认为,这些对李清照无疑是很不公平的。

历史人物,其实是极其没有自主性的。一个历史人物在后世中的形象,跟他被接受的过程有很大关系。一个原本的人生,很容易就被淹没或塑造在一个人长长的“接受史”当中,偏见累累。历史学家要做的,往往正是“除蔽”的工作。

艾朗诺教授所做的努力方向就是,将数世纪以来加于李清照的累赘层层剥离,试图还原一个接近本来面貌的李清照的形象。他的相关研究阐释的过程和成果,被他写成专著《才女之累:李清照及其接受史》。

这本书的英文原著201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在西方世界出版后,引发学术界关注。中文版于2017年3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,在中国知识界和读书界,引发较大的关注兴趣。

艾朗诺把他研究的切入点放在李清照被后世接受的过程上。

他发现,在中文世界,李清照无疑是一位被反复研究的对象。后世文人对于李清照的态度很值得注意。

比如在赵明诚去世后,李清照嫁给张汝舟这件事。

后世对之却多有“修饰”过程。人们一度无法接受这种“有失节操”的再嫁行为,甚至还引发一场否认再嫁、为才女雪耻辩诬的学术运动。由此也让艾朗诺意识到,后世对待李清照,有着很矛盾的态度:易安词很受人喜爱;但是,男性文人又觉得,一位女性那么有才华,是不大符合常规的。如果把她的作品都理解为是在抒发对丈夫的情感,那么就很自然,就可以接受。

也就是说,把一位女子纳入传统文人的圈子,要承认她的文学地位,就要渐渐将她的形象重塑为合乎传统的形象。于是,喜爱她词作的后世文人不断强化他们理想中的李清照形象,到了明清时期,一般人所认为的李清照的形象,基本上就是一个深爱并思念着丈夫赵明诚、富有才华又忠贞不渝的女性形象。

真实李清照没有那么弱,也非只有爱情诗

然而,真实的李清照,并非如此,至少并非完全如此。

在艾朗诺的研究看来,李清照并不是明清学者和文学评论者笔下的那个脆弱、孤单、寂寞、成天思念丈夫的女性形象。她的个性颇为争强好胜。比如李清照在《词论》中逐个点评了北宋一些重要的词人,甚至不乏批评之辞。这就很能反映李清照的性格特点。

而且,李清照并不是笼统地评论当时以男性为主的词人群体,而是从平仄、韵律、风格等方面,对那些最有名望、广受好评的词家,如欧阳修、苏东坡、秦观、晏殊等,都有自己的批评。

艾朗诺提醒读者,同时代没有其他文人这样批评士人的词作。“他们的文章因为政治观点被批评,这是有的,但是词作被评价写得不好,真是很稀见。文章甫一出来,很多文人就大为反感:这样一位女性怎么敢如此大胆地妄议当代词家呢?”

中国各朝有不少有名的女性文人,包括李清照的同时代也有一些女性文人。艾朗诺在书里提到可大致分为三类,即歌妓、名媛和闺阁文人。

他认为李清照不能归类于以上三类中任何一种。

李清照是罕见的有鲜明自我创作意识的优秀文人。在当时,歌妓会写词,上流社会的闺阁妇女或名媛也有一些作品,但是,这些都是比较偶然的情况,并不是她们生活中要紧的事情。不少词作,往往写则写矣,但事后被销毁了,这些女性作者并不打算让自己的作品被别人看到。

而李清照却不一样,她把文学创作视为生活中最要紧的事情。固然她从未有过自己是文学家之类的说法,但她对于自己的文学创作是很积极的,对于自己创作者的身份也有自觉意识。

艾朗诺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。唐代元结写下《大唐中兴颂》,是为歌颂唐代朝廷平定安史之乱而写的颂文,后由颜真卿书丹,刻于浯溪碑石上。到了北宋,李清照父亲李格非的那一代文人,像秦观、晁补之、张耒等,都写过关于中兴碑的诗,态度和唐代的中兴碑文相似,颂扬军事胜利。

当时李清照还很年轻,她也写同样的主题,和他人的韵,但态度很不同。她的重点不在于回顾和歌颂唐代朝廷如何抗击安史之乱,而是表达了对唐代朝廷的怀疑和反思——为何安禄山会有那么大的力量,为何安史之乱会发生。足见其批判性的态度。同时也可以看出,李清照身处当时男性主导的文士圈子,敢于在当时有名望的文人圈子里表现自己的深刻思想。

宋代李清照不亚于现代独立女性

建中靖国元年(1101年),18岁的李清照嫁给了时年21岁的太学生赵明诚,两人门当户对,志趣相投,以诗书为乐,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。

纳兰词名句“赌书消得泼茶香,当时只道是寻常”正是出典于李清照在《金石录后序》中所写的她与赵明诚的闺房之乐。

“靖康之变”后,李清照的生活急转直下,她独自带着夫妻二人多年收集的珍贵书画、典籍、器物一路南下。1129年赵明诚的突然病逝给她带来了巨大的打击,而到绍兴二年(1132年)当她终于抵达杭州时,那些随身携带的珍物已散失殆尽,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也无疑令她身心俱疲。

其后,年已半百的李清照曾改嫁一个叫张汝舟的中下级武官,却很快便与之离异。张汝舟早就觊觎她的珍贵收藏。当婚后发现李清照家中并无多少财物时,便大失所望,随即不断口角。

张汝舟的行径,使李清照难以容忍。后发现张汝舟还有营私舞弊、骗取官职的罪行,李清照便报官告发了张汝舟,并要求离婚。经查属实,张汝舟被除名发配柳州。李清照虽被获准离婚,但宋代法律规定,妻告夫要判处3年徒刑,故亦身陷囹圄。后经翰林学士綦崈礼等亲友的大力营救,关押9日之后获释。

李清照49岁时再嫁,第二段婚姻持续不到“十旬”。

艾朗诺提到,大量宋代文献记载了李清照再嫁的事实,李清照自己的一封书信也明确谈及再嫁的事,这一事实近些年在学界达成共识。

然而,在明清一些后世文人无法接受李清照再嫁的事实,曾经掀起一场为李清照雪耻辩诬的活动。而且,后人为强化李清照的传统形象,在明代结集的李清照的作品中,甚至不惜混杂了后起的拟伪之作,以加强李清照的贞妇形象。

到了晚清,一个全新的李清照形象出现了。这场运动最终将李清照塑造为持久思念其亡夫赵明诚的贞妇。

而这种修饰,对造成李清照的形象遮蔽,流毒甚深。

经历了一场再嫁匪人、离异系狱的灾难,李清照生活的意志并未消沉,诗词创作的热情更趋高涨。她从个人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之后,把眼光投到对国家大事的关注上。

1133年5月,朝廷派两名官员出使金朝。李清照满怀激情作诗为两人送行。诗中有“欲将血泪寄山河,去洒东山一抔土”之句,一反以往的婉约风格。此后,李清照完成了《金石录后序》的写作。避难金华期间,写成《打马图经》并《序》,又作《打马赋》。借谈论博弈之事,引用大量有关战马的典故和历史上抗恶杀敌的威武雄壮之举,寄寓对收复失地的愿望,抒发了个人“烈士暮年”的感慨。

幸运的是,随着现代社会的观念进步,越来越多的读者已经能接受李清照的完整一面,她再嫁,抗暴,止损,告夫,离婚,坐牢,请托,出狱,作诗,经历人生大风大浪,其形象生动,并不亚于个性丰富生动、独立自强、有思考能力的现代女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