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世纪60年代,台湾武侠小说创作风起云涌,在金庸、梁羽生同时期,就有司马翎、卧龙生、独孤红、陈青云、萧逸等数十位武侠专业作家。

1960年,古龙刚在武侠界崭露头角,出版社为他未完成的《剑毒梅香》应征续稿,上官鼎接过这个故事,既据古龙伏笔,又自成风格,因此一举成名,《剑毒梅香》也成为台湾武侠小说史上的合作佳话。

金庸曾经盛赞上官鼎:“台湾在全盛时代,前前后后有五百位作家在写武侠小说,作品大概有四千部之多。而我个人最喜欢的作家,第一是古龙,第二就是上官鼎。”

上官鼎的背后,其实是刘兆玄、刘兆黎和刘兆凯兄弟三人,复姓“上官”,因为听起来武功很厉害,“鼎”则取“三足鼎立”的寓意。主笔刘兆玄,写作时刚十七岁,在家中排行第五,四哥刘兆黎负责写男女之情,六弟刘兆凯则专写武打。

《剑毒梅香》后,上官鼎一鼓作气又写了《芦野侠踪》、《长干行》、《沉沙谷》、《铁骑令》、《烽原豪侠传》、《七步干戈》、《侠骨关》、《金刀亭》等一系列作品,其中的《沉沙谷》,至今仍然是台湾新派武侠的代表作品之一。

1968年,在创作的鼎盛时期,上官鼎登报宣布封笔。随后,刘兆玄到加拿大念书,获得多伦多大学化学博士学位。回台湾后,他做过台湾清华大学校长,也担任《科学杂志》总编辑,2008年,还应马英九的组阁邀请入阁担任中国台湾地区的行政机构负责人。

封笔46年,久居庙堂之高,都以为他再不会再写书,2014年,71岁的刘兆玄却带着武侠小说《王道剑》重回江湖。

这一次,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,他又以《雁城谍影》面向“衡阳保卫战”孤城血战的历史。在这本他首次尝试的历史题材小说里,记录了五个女性在战争中的选择和命运,刘兆玄说这是“大时代的一瞥”,书里许多故事来自于他一百多岁母亲的描述,而这些乱世滔滔巨流中的生动细节,让他总能在沉淀之后,抓住一鳞半爪的真实。

“我不觉得自己有才”

17岁的刘兆玄,写武侠只是因为“好玩”。他13岁开始看武侠小说,看多了觉得自己也可以写,“还可以赚点稿费,挺有趣的。”他没有想过会一举成名,也没想到那么多出版社来和他们签约,“签了合约就要按时交稿,就觉得不好玩了。”

尚在学生时代,除了念书之外,还有更多的事情吸引着他,“别人都出去完了,我还在那边写”,写作从兴趣变成了一种压力。

1968年的封笔,在他看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,他从未想过要成为一名职业作家。

从此,做学霸,当学者,也成为政治家,他在各个领域里游刃有余,但就是再没有写作。封笔四十余年,自己偶尔写过东西吗?刘兆玄摇摇头,笑着说,“写化学报告,写科研论文,算吗?”

许多武侠迷曾为他惋惜,十七岁就创下佳作,他本可以在武侠史上留下更加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出版社董事长王荣文也说,“他可以这样一直写,这样子的才气做官实在太可惜了。”

但刘兆玄不这么想,“我都不觉得自己太有才”。

刘兆玄的特别之处在于,他不认为自己一定要去做那个名震江湖的武侠代表,一切都是兴之所至,随性而为,而生命中有太多有趣的事情值得去尝试。

“我对我的生涯没有具体的规划,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,假设我今天有一个机会做一个事情,让我有所发挥,我就很开心,不行我就做另一件事情。写作的乐趣很多,画画也很有意思,搞科研有科研的趣味,做行政有行政的特别。”

王道剑插图 刘兆玄绘

重新拿起笔,也是一次毫无计划的机缘巧合。

当时刘兆玄的大学好友在福建宁德成立了一家新能源公司,邀请他过去看看,但没等他去,好朋友就过世了。“我想我还是要去看看,因为我答应了他。”

2012年,刘兆玄来到宁德,意外见到当地几名文史工作者,听到了一个关于明朝建文帝的下落的故事。回台湾后,他把这个曲折离奇的故事讲给朋友听,朋友说,你为何不自己写一部历史武侠小说?

就是这一句话,好像突然触动刘兆玄按停了46年的开关,他一口气就写了九十多万字,十五个月就写完《王道剑》。

搁笔数十年重新写作,刘兆玄以为会有一个困难的过渡时期,“但很奇怪我没有,越来越顺,《王道剑》我手写了三千多张稿纸,排了页码下来,我一张也没有丢掉。”

从那个时候开始,上官鼎以每年一本长篇小说的速度回归写作。

重新拾笔,上官鼎的说辞也颇有江湖气息:“通常武林中的规矩,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理由,“金盆洗手”后重出江湖,将为武林人士所不齿。如今为了纪念我的好朋友——一个义薄云天的生命苦行僧,一个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好汉,上官鼎在封笔四十六年之后重出江湖,武林朋友或许能够见谅吧。”

“侠义”和武侠2.0

四五十年间年,武侠小说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,各种网络玄幻、修真、穿越文学早已接盘,风靡程度似乎更甚于当年。然而,对于上个世纪的武侠迷来说,当上官鼎携《王道剑》再次归来的时候,曾经远去的江湖又回来了。

早年十七岁的少年上官鼎,写英雄武侠天马行空、狂放不羁;如今的刘兆玄,经过四十多年的沉浮,写出来的东西更加沉健有力、中正平和,也更多在表现“侠之大者,为国为民”。武侠的精气神未变,但更多地走向了儒家里仁义的思想。

刘兆玄自己也说,“以前的武侠小说总是‘君子报仇十年不晚’,仇恨永远不会化解,但是在《王道剑》里不是这样,我要表达的是用儒家王道思想创造一个永续发展的世界,大道将至,以德服人。”

“这本书本来叫《王道之剑》,写完我把‘之’拿掉了,因为王道就是剑,不是形容词,没有剑,也就没有王道。”他想传达的王道是“内力为王”而非“内圣为王”,“背后没有力道的王道是空洞的,内部的力量强,外面才能展现出王道。”

“王道”这样的精神内核,是上官鼎对自己的作品除了“好看”以外的要求。

历来,文学家从不认为武侠小说可以登上大雅之堂,上官鼎也从来不把自己的定义为一个文人,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。

“很有文学价值的东西不那么好看,你不觉得吗?”采访中,74岁的刘兆玄狡黠地问。

“我写的东西是好看的,我希望好看当中还能传达一些东西,这种东西不一定要上升到哲学高度,我不这么定位自己写的东西,我是讲故事的,每个故事里都有我想表达的东西。”

在他的作品里,他最看中的精神是“侠义”,“它表达在我的每本书里”。

刘兆玄复出的第三本书《从台湾来》,讲的是射击和狙击手的故事,但他认为,里面还是有很多狭义的东西,“很多人说我写狙击手是把剑变成枪,说是武侠小说2.0,其实不是,会让读者有这种感觉,因为侠义一直是其中重要的内核。”

从武术到射击,从古代到现代,上官鼎在更迭作品的年代或者形式,但其中的精神,他觉得一直在,“侠义没有消失,路见不平拔刀相助,我相信仍然存在。”

历史和家族的纪念

“很多读者觉得我还是有武侠小说的味道,包括《雁城谍影》”,虽然这本小说已经完全不是在讲武侠故事。

为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,上官鼎说自己决定做点事情,除了围绕“衡阳保卫战”写了《雁城谍影》,他还拍了一部抗战纪录片《冲天》,在台湾的反响非常好,首映的时候,马英九坐在上官鼎旁边,也看哭了。

小说和纪录片,讲的都是抗战时候的空军,刘兆玄对空军有天然的感情,他的父亲刘国运在抗战中是空军指挥官。

刘兆玄认为,空军非常壮烈和英勇,却极少被提及,“很多空军死的时候都才二十多岁,最好的年华战死,他们对国家和民族做了很多事,但他们被记录得那么少,我觉得这是不对的。”

在《雁城谍影》中,家族记忆对刘兆玄的创作影响更加深刻,他的父母皆是湖南衡阳人。衡山之南的衡阳,有“北雁南飞,至此歇翅停回”的说法,因而又被称为“雁城”。

《雁城谍影》里的很多故事情节都来源于刘兆玄母亲的记忆,“母亲记忆特别好,跟我回忆衡阳的时候,她已经一百多岁了,但那个时候渡船过湘江要几个铜板,吃一碗卤粉要多少钱,衡阳妇女在晚上做些什么消遣,县城里有几个戏院,种种细节她都记得很清楚。”

小说的主角是省立女子第六中学几位女学生,刘兆玄的母亲就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,“这个学校在湘江边上,我母亲就是从那里毕业的。”刘兆玄听到的很多衡阳故事,都发生在母亲身上,或者是母亲的同学,“有一两个同学我后来还见过,所以很自然,她们就变成主角。”

以女性作为主角,是刘兆玄的又一个转变。曾经他的女性友人看过《王道剑》后,说他完全不懂得女性,“我朋友说我不懂女孩子的心,其实不是,因为《王道剑》是六百年以前的故事,那时候的女性是相对更含蓄的,现代女性可能无法认同。”

在《王道剑》和过去的作品里,刘兆玄对女性着墨不多,但《雁城谍影》完全以五个女生作为故事的主角,“这一次,我朋友觉得我有进步。”

书中的五个女性个性截然不同,刘兆玄都很喜欢,比如同为朋友和情敌的彭湘芷和罗百蕙。学体育的董森他也很喜欢,“大喇喇的,像个男生,很有个性,她建了很多功劳,打仗的时候她不走,留下来做传令兵,传令兵是最为危险的。”

而小说里的彭湘芷,最有刘兆玄母亲的影子。

“尤其是最后,彭湘芷不能动了,坐在楼上看着下面,这些情形跟我母亲后来有点像,她也是每天对着外面坐着,缅怀从前的事情,但她不大讲。”

刘兆玄说,母亲在写作前常常和他沟通,但当她看完成书,意识到里面有些地方是她的时候,她反而不讲了。虽然母亲没说,他也没问,但他能知道哪些是触动到她的,“我和母亲的沟通是心照不宣的。”

小说里,彭湘芷滞留香港,罗百蕙投身新中国,最后因为一份拍卖信,两个人重逢于回归后的香港。小说最后的这部分,刘兆玄说母亲看了很多遍,“我看到她书签常常夹在那个地方,她往往拿起来又翻读那一段。”

提到和母亲无声的交流,刘兆玄还是感慨,《雁城谍影》是他对抗战历史的记录,也是他对家族记忆的一种留念。

现在,刘兆玄正在写一个关于未来的故事,有科幻的色彩,讲的是全球的政治制度,纯虚构的背景对于刘兆玄来说是新的尝试,他觉得这个叙述方式没有自由和限制,“我可以把我想表达的东西都放进去,寓言式的,我想试试看。”

接下来还会写什么?刘兆玄说他不知道,甚至也可能就不再写,“写作很好玩,画画很好玩,我可能又想做别的更好玩的事情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