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起恋爱,分手更是一门学问,分得好的,天空海阔各行各路,分得不好,撕破了脸,过往的时间、精力、感情和财务都恨不得一一清算。

最近又有明星的感情撕扯大戏热闹上演,图文并茂的感情经过、双方签字的法律文件、经济往来的银行证明,双方都把种种毁灭对方的证据摆到台面,探讨谁亏欠谁,谁背叛谁,甚至谁先爱上谁。

争执下来,两个人的这段关系有没有公道可论?也许是有的,比如一方的总是实锤轰炸,某一方却疑似证据作伪。网友于是纷纷站队,但对于两个相爱过的人,撕扯到了这个份上,谁能说完全不必对这个结果负一点责任?

分手分得体面的,自然受到称赞,戏多如娱乐圈,也有教科书式的分手范本。

比如林忆莲和李宗盛,宣布离婚的声明是: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,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”;王菲和李亚鹏,离婚声明像一则初恋分手情书:“放手是我所能为你做的。希望你现在是快乐的,我的高中女生”。

剧情狗血如倪震周慧敏,发布的声明却堪称娱乐圈最经典的分手宣言。一个说自己出轨不是技术上的不小心,而是结构上明显的中年危机,如今“人头落地了,退一步海阔天空”;另一个说,“没有倪震,成不了今天的周慧敏,所以我敢大胆向各位说一句:我的伴侣绝对犯得起这个错误。”倪震出轨的实锤在手,周慧敏却能讲出这样的话,声明如此,吃瓜看戏的人也觉得没有什么资格再去评说。

倪震和周慧敏

不仅是当今娱乐圈,过去文艺圈里的撕杀大戏也很多,信手拈来的就有张爱玲和胡兰成、梅兰芳和孟小冬、蒋梦麟和徐贤乐,剧情的跌宕起伏和精彩程度完全不输当下,但要论女主撕得最为霸气激烈,当事双方各执一词的,当数徐悲鸿和第一任妻子蒋碧薇。

蒋碧薇本来叫蒋堂珍,和徐悲鸿一样,都是江苏宜兴人。两人相遇的时候,蒋碧薇已和门当户对的查家订亲,徐悲鸿让人问她,“假如现在有一个人,想带你去外国,你去不去?”知道这个人是徐悲鸿,蒋碧薇说,“我去”。

于是徐悲鸿给她重新取了碧薇这个名字,刻了一对水晶戒指,一只刻着“悲鸿”,一只刻着“碧薇”。徐悲鸿整天把“碧薇”的戒指戴在手上,有人问他,碧薇是什么意思?他便答,这是我未来太太的名字。

徐悲鸿和蒋碧薇

虽然当时的徐悲鸿一名不文,但蒋碧薇还是心甘情愿跟着他私奔,去了东京,后来又到了伦敦。那段时间过得很清苦,但也是两个人感情最好的时候。有一次,徐悲鸿知道蒋碧薇喜欢一件风衣,勤奋辛苦地作画,拿着卖画的一千元,连夜赶到商场买下那件风衣。而蒋碧薇也省吃俭用,攒下吃饭的钱,给徐悲鸿买下他舍不得买的怀表。

最困难的时候,两个人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,蒋碧薇不得不跑到中国驻巴黎的领事朋友那里借钱,她是大家族的小姐,从小锦衣玉食,没有开口求人过,因此几次三番话到嘴边,还是鼓不起勇气开口,回到家里,徐悲鸿听说她没借到钱,便“一语不发,躺回床上继续去睡了。”

1925年,清政府停发了给徐悲鸿的官费,他只能回国筹款。回去画了几幅画,赚到了七万大洋,但回来以后,徐悲鸿把这些钱全部用在绘画上,他们的贫困状况却没有任何改变。

虽然那个时候的蒋碧薇心甘情愿,还断然拒绝了后来任立法院长的张道藩的追求,但晚年的蒋碧薇却在回忆录里写,“我从十八岁跟他浪迹天涯海角,二十多年的时间里,不但不曾得到他一点照顾,反而受到无穷的痛苦和厄难。”

《箫声》(徐悲鸿笔下的蒋碧薇)

后来,徐悲鸿和蒋碧薇回到国内,日子慢慢好起来,徐悲鸿逐渐声名鹊起,画卖得不错,他们住进了两层小楼,也生下了两个孩子。

这个时候,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的徐悲鸿爱上了学生孙多慈。孙多慈成绩出众,徐悲鸿特别赏识她的才华,逢人就夸奖她的天才和智慧,甚至有时上课时只教她一个人。热恋的时候,徐悲鸿毫不避讳,还给她做了两枚镶着红豆的黄金戒指,一枚写着“大慈”,一枚写上“大悲”。

这段师生恋在闹得沸沸扬扬,当时的南京许多报纸都大肆八卦。蒋碧薇气不可竭,开始了一连串的霸气出招。

第一,她到徐悲鸿在中央艺术系画室,把一幅名为《台城月夜》的画搬走,在这幅画中,徐悲鸿画着他和孙多慈坐在一起看月亮。她对徐悲鸿说,“凡是你的作品,我不会把它毁掉,可是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,这幅画最好不必公开。”

第二,她让人把徐悲鸿公馆门口的一百颗枫树苗砍尽烧毁,而这些枫树苗都是孙多慈送的,气得徐悲鸿将公馆命名“无枫堂”,称画室为“无枫堂画室”,还刻下一枚“无枫堂”印章。

第三,她到孙多慈的宿舍找她,当着所有人的面对孙对慈说,“你以后少和我家徐先生来往,我警告你,徐先生是有爱人的。”

第四,徐悲鸿甩卖画作,想要筹钱给孙多慈出国留学,蒋碧薇便给徐悲鸿尊敬的吴稚晖等朋友列数他的罪状,吴稚晖写信奉劝徐悲鸿,“存天理,去人欲。”

第五,蒋碧薇告知孙多慈的父母整件事,并让他们“管教管教”自己的女儿。孙多慈的父亲知晓后,立刻写信责令孙多慈,要求她马上回家。

第六,为了让丈夫忘记孙多慈,也让舆论消停,她张罗徐悲鸿出国办了一场画展。

这一切做完后,两个人的确被迫分开,但徐悲鸿并没有忘记孙多慈,而在这个过程中,蒋碧薇也耗尽了对徐悲鸿的感情。1934年8月,两个人正式分居。

徐悲鸿又跑到湖南找孙多慈,遭到了孙家的强烈反对,为了让对方父母安心,1938年,徐悲鸿在《广西日报》上刊登了一则信息:“鄙人与蒋碧薇女士久已脱离同居关系,彼在社会上的一切事业概由其个人负责。”

徐悲鸿笔下的孙多慈

蒋碧薇觉得徐悲鸿实在是欺人太甚,说她曾经跟着她私奔的时候,谁要是不承认她是他的太太,他就会感到侮辱,如今,却把两人的关系定义为“同居”,“这一件事即使我将来睡到棺材板上,我也不能忘记!他算是做尽做绝了。”

徐悲鸿这个举动也让舆论哗然,他的朋友们纷纷站在蒋碧薇这一边,连和蒋碧薇不算熟悉的傅斯年也给她写信安慰道,“凡人之家务,他人皆不可置辞,然如悲鸿之登报词,岂止薄幸,直可为人道悲矣。”

即便登报启示,孙家还是阻止女儿和徐悲鸿在一起,并把她嫁给时任浙江教育厅长的许绍棠。一直到1944年,徐悲鸿遇到了他后来的妻子廖静文,他又一次登报,说和蒋碧薇已经解除了同居关系,并在三天后,再次登报发布他将与廖静文结婚的消息。

这两次登报彻底惹怒了蒋碧薇,她扬言要打官司争取自己的权益,开口朝徐悲鸿索要一百幅画,四十幅古画,一百万元赡养费,每个月还要支付生活费四万元。这个举动在当时闹得满城风雨,各个新闻都在报道徐悲鸿花100万元和100幅画与妻子离婚。

在很多人眼里,徐悲鸿当初也算婚内出轨,蒋碧薇索要离婚费是理所当然。但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个条件太过苛刻,特别是徐悲鸿过世以后,廖静文把徐悲鸿英年早逝的责任怪罪到蒋碧薇身上,“为了还清她(蒋碧薇)索要的画债,悲鸿当时日夜作画,他习惯站着作画,不久就高血压与肾炎并发,病危住院了,我睡在地板上照顾了他四个月才出院。”

《琴课》(徐悲鸿笔下的蒋碧薇)

站在徐悲鸿这一方的人,也列数蒋碧薇的种种罪状,指出早在第一次分居的时候,她就和张道藩在一起了,而在徐悲鸿登报启示的同时,他们也正式同居在一起,没有理由指控徐悲鸿背叛。

其次,在曾经很长一段时间,徐悲鸿一直表示想和蒋碧微复合,甚至一度给蒋母写信请求原谅,但因为蒋碧微正和张道藩热恋,对徐悲鸿恶言相向,还将她在重庆的住室名为“宗荫室”,而“宗”是张道藩给蒋碧微写情书时专用的名字。

1941年4月1日,还曾有友人在《中央日报》上刊登了一则徐悲鸿与蒋碧薇的结婚启事,想让他们借此机会和好,但第二天蒋碧薇立刻在报纸上发出的否认声明,表明决心;而徐悲鸿的第二次分居声明也是说:“悲鸿与蒋碧薇女士因意志不和,断绝‘同居’关系已历八年,中经亲友调解,蒋女士坚持‘己’见,破镜已难重圆。此后悲鸿一切与蒋女士毫不相干。”

但按蒋碧薇方面的说法,徐悲鸿是在无法娶到孙多慈,又国外周游无果后,才提出与蒋碧薇重新和好。蒋碧薇当时的回应也很硬气:“假如你和孙韵君(孙多慈又名孙韵君)决裂,这个家的门随时向你敞开。但倘若是因为人家抛弃你,结婚了,或死了,你回到我这里,对不起,我绝不接收。”

不过,蒋碧薇有一点颇受指摘,她与自己的两个孩子之间关系十分淡漠,虽然离婚后他们跟着蒋碧薇生活,但儿子伯阳和女儿丽丽先后离家出走,而蒋碧微后来和张道藩在一起20年,去了台湾也没有再回来过,与两个孩子完全断了联系。

面对父母的感情,徐悲鸿和蒋碧薇的女儿曾经谈起过,认为两个人的个性和生活态度都不合适,在2001年中央电视台“人物”栏目中,她说,“父亲生活非常简朴,基本上是棉衫外加长衫,皮鞋实在不能再穿了,就到旧货摊上去买,而对艺术却是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,花再多的钱也再所不惜。而母亲的穿着却超过了讲究的层次;喜欢请客,一请就是很多桌,她是把沙龙夫人的一套搬到家中来了。”

《蜜月》(徐悲鸿笔下的自己和蒋碧薇)

一个人喜欢朴素,另一个人爱好华丽,口味不同,枉论对错,人与人之间的相处,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掰扯得清,这一段关系里,两个人感受的差异,文字表述的偏差,把心摆到天平上,恐怕也是难以量衡的罗生门。

但徐悲鸿的渣男人设,蒋碧薇到晚年还是锤得死死的。她写了厚厚的《蒋碧薇回忆录》,通篇称他为“徐先生”,把信件、报纸和谈话都悉数放进去,将两人多年恩怨娓娓道来,证据够足,分量够重,而且文笔自然典雅,在台湾一出版就博得许多同情。

回忆录写到最后,她还是对徐悲鸿的背叛耿耿于怀,甚至说如果不是当时恋爱事件导致的连串恶果,他的艺术生涯会更加辉煌。但她还是认可他的才华,徐悲鸿给她画的《琴课》,蒋碧薇一直挂在自己的卧室。

而那幅《台城月夜》也确实没被销毁,只是久藏家中被白蚁腐蚀,她还曾经一再修补,但画最终还是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