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件回顾：男子无钱治病死于医院内 离抢救室不到10米　　

王建民：死得不明不白

　　据《新京报》12月15日报道，从齐齐哈尔市来北京打工的王建民，12月11日晚因腹痛吐血，被120救护车送到北京同仁医院，因无钱治病，打了止痛针后离开医院。



12日晚，患者因呕血，再次被 送往同仁医院就诊，在一楼走廊厕所门口的担架车上疼叫半夜，并且大口大口吐黑血，但医生称：钱送来了才能治疗。13日晚，王建民死亡。《健康报》12月16日报道：认为相关报道不实，称王建民两次就诊，医院为他做了检查和治疗。13日晚上8时许，嘴角有血的患者被发现躺在该院二楼耳鼻喉科门口，被抬到一楼时已死亡。

　　社会救助体系———弱势群体的最后一道保障

　　来自两家媒体的报道让读者看上去公说公有理、婆说婆有理，但是不论细节差异有多大，事件的大致脉络及最后结果看上去还是比较清楚的。最后的结论无非两种：要么认定医院无过失，要么医院承担道义的责任。然而，等到事件在人们的记忆中渐去渐远，也许媒体又会爆出张建民、李建民或是别的什么建民类似的事件，医患矛盾再度激化，然后再度冷却、被淡忘———如此反复……死者无论是谁，生命都一样贵重。痛定思痛，人们不难看出，对于王建民的死，无论张三说是“因为无钱治病而死”，还是李四说“没有因患者没钱不给治病”，其核心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“钱”字！而这个字直接指向的是———我国目前缺失的医疗救助体系。

　　医院：既尽天职又埋单

　　王建民的死，也许是可预见的，即医生已知道他的病情很严重，却因为没有钱而未得到及时救治；也许是不能预见的，即病情看上去平稳或是一般的检查不能发现病因，而病人突然死亡。这其中包含有复杂的医学问题，不好妄下结论。

　　医疗的本质具有两重性：一是权利，二是商品。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、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名誉院长杜如昱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，基本医疗、急救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救治，这是每个人应享有的基本权利；而不同的医疗价格享受不同的服务，此时的医疗服务便成为一种商品。政府应负责基本权利的那一部分，为那些交不起钱的贫困线以下的人支付急救的费用，增加专项资金“埋单”。这就是说，对贫困人群的救助，医院作为医疗机构，承担的主要是医疗技术问题，至于为病人交费的责任，则应该是政府或社会的事。但目前在我国，医疗救助体系还没有建立，没有这方面的专项资金。

　　医院的本职是做医疗，教学成本应由教育部门承担，科研成本由科研部门支付，对特困人群的救助费用则应由政府及社会“埋单”，桥归桥、路归路，谁的事情谁负责。但目前在我国，却是一笔糊涂账：教学医院承担着教学任务，但作为教育部门的大学除了不支付这部分教学费用外，教学医院每年还要向大学上交管理费，科研也是这种情况。在没有医疗救助专项资金的情况下，医院不仅要负责治病救人，而且治病救人的费用也要由自己“消化”：医院不能见死不救，这有悖于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天职；而医院履行了天职，就得为自己的天职“埋单”。据记者调查显示，目前在北京，每家大医院每年为此垫付的费用少则几百万元，多则上千万元。

　　这并非是在为医院说话或是开脱。因为在没有医疗救助资金的情况下，要医院自己掏腰包救人，肯定是不大情愿的———高尚的情操也需要合理的制度予以鼓励和支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