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日，谢栓菊等人领到了省高法发放的2万元困难救助金。此前，谢栓菊的儿子无辜被人故意杀害，几名加害人虽已领刑，而其9．8万元的民事赔偿却一度成了“法律白条”。我省法院在全国先行尝试破解“法律白条”难题，出台法院困难救助金制度，并申请财政拨款100万元，对符合要求的刑
事被害人进行国家救助，谢栓菊是第一批4个受益人之一。
昨日，4名被害人家属领取了每人两万元的困难救助金。
难题：受害人赔偿遭遇“法律白条”
昨日下午，省高法首批困难救助金开始发放，和谢栓菊一起领取困难救助金的还有卫辉市的朱丽萍、安阳县的王修正、安阳市的王军英等4人。
谢栓菊是和儿媳张淑敏一起来的，她们是巩义市康店镇山头村农民，谢栓菊的儿子于朝阳是齐应明等故意伤害一案的受害人。
谢栓菊向记者哭诉了当年的案情。2003年7月，本村村民付永超怀疑于朝阳偷其拖拉机，即找到齐应明、李洪峰、韩保石、李新宇等人预谋私自审问于朝阳。2003年9月15日晚，齐应明等5人将于朝阳强行拉至偃师市寺沟村五队一玉米地“审问”。齐应明、付永超、李洪峰、韩保石、丁正伟分别用钉子扎、打火机烧并用铁棍、拳脚等折磨、殴打于朝阳，致使于朝阳死亡，5人遂将其尸体抛入黄河，至今没有找到。
虽然伤害于朝阳的齐应明等5人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至10年有期徒刑不等的刑罚，并同时判赔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共9．8万元，可五被告却无能力赔偿其民事赔偿。尝试：救助金制度解受害人燃眉之急
据法官陈东亚介绍，于朝阳生前是家中的顶梁柱，他的被害，给其全家带来沉重的精神打击，经济也陷入困境。于朝阳父母年迈多病，两个儿子均未成年，家境非常困难。而5名被告9．8万元的经济赔偿也因无力赔偿而搁浅。今年年初，经过努力，省高法从省财政争取到每年100万元的救助金，这使包括谢栓菊等人在内的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得以实现。省高法的法官认为：“救助的最高限额为2万元。尽管这种救助是有限的，但对于一些被害人家庭来说，却可以带来希望。”
解读
刑案受害人救助款如何申请
官司打赢了，如果被告无赔偿能力，如何救助生活陷入困境的原告？河南省法院首次启动刑案救助制度，被告人确无力赔偿，被害人具备受救助的条件的，可以向省高法申请救助金。经审批后被害人可获得最高不超过2万元的困难救助金。
省高法有关负责人介绍，困难救助金发放对象限于被告人被执行死刑，附带民事责任无力赔偿；被害人被致伤、致残急需救治，本人和家庭无力支付紧急医疗费用或者巨额医疗费用等情形，救助金额一般限于2000元至2万元。
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困难救助申请，应在案件审结后一年之内提出书面申请，困难救助申请者应提供身份证或户口簿、生效判决书或裁定书，以及所在村、镇或居委会、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证明其生活困难的相关材料。受理救助申请的法院应当在37日内作出是否救助的决定。
救助遵循一次性原则，救助是为了解决刑事案件被害人暂时的生活困难，被害人长期生活困难的，不适用本办法。救助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和社会捐赠。
声音
救助金制度抚慰了被害人的心灵
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是政府“买单”救助特困刑事被害人的倡议者。今年年初，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，作为人大代表的张立勇专门对此提出议案，建议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，并由全国人大立法。他说，“从实践看，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，最重要的就是要解决救助基金的来源问题。当刑事被害人从加害方无法获得赔偿，家庭陷入生存危机，精神遭受沉重打击时，国家应担负起赔偿责任，不应让刑事被害人遭受三重打击。”
河南财经学院法学博士臧冬斌认为：“大量的‘法律白条’，不仅使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矛盾没有化解，还有可能影响到被害人对国家的信赖，对被害人救助的缺失，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被害人的再次伤害。向这些人提供临时性救助，是国家提供的社会职能之一。中国自古有杀人偿命的心理定式，在目前慎杀少杀的司法文明大背景下，如何抚慰此类案件中的被害人的心灵，是一个新的课题。此外，仅仅依靠一个法院，难以涵盖所有需要帮助的群体，各个机构应该联动。”线索提供孙伟伟乔良
